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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开创的中央特科之经典案例“三陈闹四川”

  • 时间:   2018-01-07      
  • 作者:   林向北      
  • 来源:   中华魂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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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二年离休后,我到中共重庆市委党史办帮助收集、整理重庆的党史、军史史料。于是在一九八七,我来到北京著名的“部长楼”---红霞公寓,专程去拜访了陈昌同志的老战友,1928年4月在周恩来领导下参与中央特科的创建、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原副检察长陈养山同志,期望收集、取证重庆的革命史料。万万没有想到,陈养山同志告知了陈昌同志的许多精彩的谍战故事,让我更加崇拜当年的贾希夷。

采访全程由冯立清同志记录整理了我和陈老之间的对话,我才知道当年中共情报战线上非常经典《“三陈”闹四川》的谍战故事,后来本文还在中共重庆市委党史办主办的《红岩春秋》等等媒介刊登了在中共情报界誉称“谍战福将”的陈养山的回忆文稿。

下面是《陈养山同志回忆<新四川通讯社>》。

陈养山同志开门见山地向我俩讲述了五十年多前的绝密故事:我叫陈养山,今年八十一岁了。首先谈谈《新四川通讯社》的主要负责人陈昌同志。陈昌(贾佐、贾希夷、贾希一、贾怀湘、贾绍宜……四川仪陇人、生于一九零七年、一九二六年参加革命、一九二七年参加南昌起义后入党,他是从一九三一年起一直搞党的情报工作的、非常了不起的老同志

一九三五年八月,陈昌接受中央特科之命,即他的直接领导人王世英同志(当时代号老李)的指示,去到四川重庆开展情报工作。他通过康泽(大特务头子)的秘书袁永福关系找到康泽,被分配到别动总队任试用情报员。九月份,中央特科又派我(当时代号叫陈仲英)去重庆与陈昌一道共同开辟情报工作的阵地。经过反复研究,中央特科认为重庆有很多情报关系可以发展。如重庆行辕、别动队、刘湘的地方势力、武德学友会、四川和贵州的失意军阀政客等。

陈昌同志的活动能力强,已在这些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并有了不少关系,条件很好。但是没有人、没有钱,很难打开局面。于是决定我回上海,向留在上海党中央的联络机关汇报,以便取得支持。十月中旬,驻上海党中央的联络人邱吉夫(中央特科在上海的负责人刘仲华因上海组织遭受破坏已离开上海,王世英也去了天津,故指定邱吉夫为驻上海党中央的联络人)听取我的汇报后,认为派人去可以,钱很困难,无法解决。要我在上海等着与派去的人同行。十一月中旬,不料邱吉夫被捕,我即失去联系,经过多方设法,十二月中旬才接上关系,确定陈克寒同志和我一起去重庆,经费叫我们自行解决。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下旬,我和克寒同志一道由上海乘船到重庆,在船上还结交了一些朋友,以后有些曾用上。到重庆后,我们三陈认真地分析了重庆和四川的具体情况正在计划如何开展工作的时候,探听到四川实力派人物刘航琛曾办过一个《新四川通讯社》因无利可图,准备停办。我们想办个通讯社因立案手续和经费的问题不好解决,未搞起来。这个机会难得,绝不放过。经过几天与刘航琛协商,以我们优先转发他们的新闻稿为条件,他就无偿的将《新四川通讯社的印章、牌子交给我们主办。这样真是如虎添翼,以通讯社为掩护,可以更广泛的开展活动。

为了找个靠山,解决经费和情报来源,我们去同重庆行辕政训处,希望挂钩,我就打进去做义务情报员,每月给100元作通讯社经费,答应给他们一些情报(不关紧要的或狗咬狗的情报)。

通讯社终于办起来了社址设在大梁子新世界旅馆,以后迁往下左营街。陈昌作社长,我做总编,陈克寒做首席记者。因为克寒同志原是上海《大美晚报》的记者,我冒充《时申新闻社》的记者。又因为我和克寒都是浙江人(当时浙江人很吃香),令不少人还认为我们是奉某要人的使命来办新闻社,在四川基地建立的。

为了提高通讯社的社会地位,我们把国民党中央社的新闻广播改头换面的写成本社专电,又利用克寒在上海的关系,由上海寄来一些特约稿或专电,许多报纸都争先采用我们的稿件,我们还主动与各报社、通讯社加强联系,对《商务日报》、《新蜀报》的一些进步人士如陶敬之、温嗣翔、侯珍昌等名人建立感情,同他们或通过他们建立统一战线工作。这样《新四川通讯社》很快就成为重庆新闻界的后起之秀了。

经过数月的努力,我们获得了大量秘密和公开的,非法和合法的军事、政治、经济等方面的重要情报。例如国民党中央和地方军阀的党、政、军动向;军力配备及其相互斗争的情报;国民党军部和党部与地方为派系之间争权夺利的情报;重庆经济界与浙江资本家的矛盾;以及各种社会情报。这些情报主要来自国民党军政首脑机关,保密、准确又及时,我们大都及时向上海联络机关报告,有的由于条件限制,寄不出去,甚为可惜。此外,我们还利用敌人的矛盾,使事态扩大促使狗咬狗的斗争激化,例当时重庆市政府秘书黄应乾(CC份子国民党市党部委员)为新任市长李洪琨(刘湘派势力)修建公馆、抢占民房一事,是宪兵三团团长袁家佩侦悉,由《新四川通讯社》发稿揭发,引起双方互斗。又如揭发复兴社与CC派为争夺国民党重庆市党部领导权,而引起双方在市党部打架的丑剧。另外,我们还探知重庆行辕新闻检查所所长李介民(叛徒)用光灯窃获我方用化学通信的秘寄方法,及时向中央作了汇报,保护了地方党组织,避免了再遭破坏。

我们除通讯社的工作外,还秘密领导和参加当地的抗日救亡活动。如重庆声援成都人民反对日本设立领事的斗争,支援绥远人民抗日斗争及西安事变后重庆市各界庆祝国共合作大会等等,《新四川通讯社》都是站在新闻界的前列。同时参与各种抗日救亡团体和大中学生抗日救亡宣传活动。其中有的宣言还是克寒同志亲自草拟的,他还打入军统办的一家报馆当编辑。

大概是一九三六年七月间,我们感到通讯社还能发展,但经费极为困难,人员又不够,就决定我和克寒再回上海,主要汇报工作,同时请求解决困难。这时中央已派冯雪峰同志来接关系,住了将近一月,才决定我调西安,克寒回调回陕北党中央,不再回重庆。陈昌的组织关系转到湖南长沙某医院周怡同志处。

后来,我听说陈昌在重庆,因组织参加抗如救亡活动,引起康泽怀疑,他于一九三七年初被迫由重庆转移到万县。也就是这个时期,他的党组织关系丢失了。《新四川通讯社》的工作也就因而停止了。

当时正是遵义会议